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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以光影书写二战史的视角变迁
2020年09月03日 10:37

  在国际影坛,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主题的电影书写一直是一座采之不尽的富矿,并早已不再停留于“大炮在轰鸣”的宏大叙事场景。这段不可消弭的历史每年不断地以新的视角出现在银幕上,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史蒂芬·戴德利的《生死朗读》等,都是为中国观众所熟知的佳作。它们中有的探讨了处于黑暗中的道德良知;有的刻画了个体命运被战争裹挟的无力;还有的让人看到救赎的希望及对战争的反思。这些不断被注入新意的影片,经过有迹可循的一个视角变迁的过程,让我们感知电影触摸“二战”史的国家立场不仅未曾在光影中缺席,而且文化的记忆,特别是“人”在战争中的处境及人性之光,成了这段历史书写的绝对主题。

  纵观这些影片,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二战的思考方式和思考角度远没有穷尽。战争结束初期,对不义战争的谴责和对反抗精神的讴歌一度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旋律;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国电影人在审视这段历史时开始将视角更多地放在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挣扎与反抗,人道精神和人性关怀亦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历史记忆”为标志的、正面反映二战的战争片一度盛行

  二战结束后,所有经历战争的人们亟需一些力量来慰藉心灵,同时获得重建家园的力量,电影在此时成了最好的一剂“良药”。因此,银幕上率先出现了一批以“历史记忆”为标志的,正面反映二战的战争片,内容多为谴责战争,宣扬一种大无畏的反抗精神。代表作有《安妮日记》《裸露在狼群》《老枪》等。在这一历史时期,苏联的一些战争片是极具代表性的。从《攻克柏林》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前后跨越40年的时间,苏联艺术家们用一种全景式的手法,把正义国家的意志固化在了胶片中。《莫斯科保卫战》中,数以千计的人挖战壕及铺排在雪原中的坦克大战给人一种壮阔的视觉感受。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场面,即使现在来看都不逊于一些视觉奇观的大片。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苏联的二战电影一直是世界二战电影组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二战题材片都深受其影响,宏大叙事和正面“强打”一度成了二战片的主要模式,包括中国的《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而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影片也无出其右。但这些早期二战片中都有难以避免的艺术局限,特别是电影中对战争的描述有时体现出一种脸谱化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跨时代”特征的战争题材电影已在这一时期露出端倪。曾让一代影迷津津乐道的《雁南飞》就是一个特例。这部诞生于1957年的苏联影片一度被认为是“苏联发射的一颗电影卫星”,上映后获得了广泛的回响。影片突破了苏联二战片的刻板框架,走向了诗意电影的道路。绘画大师毕加索曾说《雁南飞》是苏联最好的电影,这个称赞目前来讲恐怕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雁南飞》的确是苏联诗电影的代表作,也是导演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的杰作。影片只有极短的战争镜头,但导演用优美的长镜头和旋转镜头,将画面的意境与故事的内涵完美重合在了一起,以一个从未到过战场的女性的生活,呈现出苏联青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遭受到的磨难。该片所获得的国际声誉,和卡拉托佐夫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之间有极为重要的联系,它是二战题材电影寻求自身突破,走向更广泛反思性的一个标志性作品。

  从纯粹追求宏大的战争场面中抽身,将更多注意力投射到“人”及历史细节中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到冷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欧美国家对二战的“历史记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更多的电影艺术家开始反思战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它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二战影片逐渐从纯粹追求宏大的战争场面中抽身,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更多的历史细节中去的意图。

  之前听过一个故事,二战后的巴黎一片废墟,有个美国人看到这样的场景忍不住问一个巴黎人:你看你们能重建家园吗?巴黎说:一定能!美国人问:您为何如此肯定?巴黎人回答道:你看见破败的地下室的桌子上还放着的那盆花吗?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处在如此惨的境地,还想着在桌上摆上一盆花,这样的民族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电影《最后一班地铁》就是一朵在法兰西文化土壤上开出来的花。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沦陷中的巴黎。由于实行宵禁,所有居民必须在最后一班地铁开过前赶回家中,包括剧院的观众和演员。著名的导演和剧院领导者吕卡·斯坦内因为是犹太人,在新戏《失踪的女人》即将上演前自己却不得不在剧院中失踪……新浪潮导演特吕弗在晚年通过该片回归到曾被自己鄙夷的古典主义叙事风格,电影将“轻”与“重”拿捏得恰到好处。

  比如,影片刻画了战争再残酷,法国人民的骨子里依旧有着极致的浪漫。哪怕飞机在天空盘旋,人们还是要去剧院排队看戏,娱乐场所里打扮时髦的人们还是照常喝着红酒聊八卦,剧院老板娘因为在黑市买到了大只火腿而开心不已,年轻姑娘忙着试镜寻找成名的机会,人们最大限度地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努力不让战争打乱这一切。浪漫的法国人对德军是极为鄙视的。他们不是不反抗,而是将反抗融入了日常生活中。剧院老板娘厌恶那个跟德军紧密往来的记者;街头上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被德国军人摸摸头,就让他立刻回家洗头去;人们在家里的花园偷偷种植烟草;剧场风流不羁的男演员暗中为地下组织提供支持;女主角为保护丈夫让他躲在地窖里躲过德军的搜捕等等的众生相是多么精彩。就连由凯瑟琳·德纳芙饰演的玛丽安,在替丈夫维系剧院时遇到了德帕蒂约饰演的男演员,并不可避免地发展出一段感情的故事主线,都没抢了那些群戏的风头,《最后一班地铁》白描式地反映了巴黎敌占区人民的日常生活群像,有压抑,有眼泪,也不乏人间欢爱,这是法国人骨子里一贯的浪漫与热烈。

  “逝风无限,生生不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已经不在了。”上世纪80年代曾经引进国内的日本影片《风雪黄昏》,则用一曲普通人的爱情悲歌,来表达明确的反战思想。影片开头就有一段话:我们和敌人无冤无仇,但却要杀他们,可他们不也有父母孩子吗?……这场战争是错误的。这是经典的银幕情侣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的代表作。这部影片与另一部同样由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主演的电影《绝唱》几乎可以互为参照。因为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紧张的时期,也都诉说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被战争碾碎的命运遭际。

  从故事来看,两部影片都不复杂。《绝唱》讲述一对突破了阶级差异私奔到一起的青年男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一纸征兵令的到达却再次让两人分隔两地。夜夜思念远在战场上的顺吉的小雪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在悲伤中唱着两人约定的歌谣,走向生命的终结。《风雪黄昏》则更低沉悲伤,讲述了达郎与节子在相互交往中产生了感情,但此时节子得了肺病,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让达郎心无挂碍地离开自己,节子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明知再无相见的可能,节子与达郎诀别……战争结束后,返回东京的达郎独自面对再也见不到爱人的结局。从基调上来说,《绝唱》稍暖一些,小雪在病中始终相信顺吉终会活着回来——这种在濒于绝望中的希望使影片表达的爱情故事有了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而《风雪黄昏》恰恰相反,男女主角互诉了许多的希望,但现实证明了爱情只不过是风中的烛火,最终因战争化为了掌心的一片灰烬。

  总的来说,这两部日本出产的反战电影,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刻画出了个人和家庭在战争裹挟中的无力感。无论是“绝望中的希望”还是“希望中的绝望”,两部影片的艺术感染力都在“隐而不发”的悲愤中走向升华,最终换来一声深深的叹息。放到今时今日来看,这两部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所呈现出的反战意识,都跳脱了政治的局限,切中了人性的高度,尽管仍带有“我们也是受害者”的意味,但已经是日本反战片中态度诚恳、质量上乘的佳作。刘广宁配音的小雪和那首著名的《野鸽子之歌》也已成了一代国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随着世纪的交替,新一轮的“历史记忆”伴随着反思的全面化过程,二战的很多问题也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再次评价。《生死朗读》便诞生于这样一种思潮中。“亲爱的汉娜,你是我终生挚爱,这让我庆幸,也让我痛苦。你给予了我爱所能及的一切感受。原谅我的懦弱,我无法破解那些横在你我生命中的难题。我愿为你奉献一切,但却无能向你张开怀抱。我不愿说我是你的爱人,但我愿为你朗读。汉娜,这世上有许多能力需要掌握,可唯有爱这一样,只需感受。”根据德国著名作家施林克同名小说《朗读者》改编的电影《生死朗读》讲述了一名少年与纳粹集中营女看守汉娜之间的情爱纠葛,影片展现的视角,即使放在整个二战题材中来看都是崭新的。

  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在2002年奉献出那部获得了奥斯卡9项提名的《时时刻刻》后苦寻良久,终于觅得下一部的电影计划:改编《生死朗读》。这个饱含着爱、罪恶、秘密与救赎的故事在打动全球无数读者的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他。面对如此令人唏嘘的故事,戴德利一直被自己能否把握好这部电影的改编所困扰。因为《生死朗读》对那段往事的观点十分独特:它不关注那些惨无人道的罪行,也不以展现惨烈为目的,而是把全部焦点放到个体身上,无论是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纳粹女看守汉娜,还是“朗读者”米夏,他们的人物色彩都是含混不清的。“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刽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觉参与到了罪恶之中,像汉娜一样”,这是史蒂芬·戴德利为该片找到的题中之意。“我们试图在此片中讨论一种无知的恶,他们不知不觉参与到了作恶之中,实际上这些人最后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事实上,该片之所以在众多二战题材中脱颖而出,重要原因正在于此。

  据悉,原作者施林克生于1944年,是德国战后一代。《朗读者》写于1995年。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作家试图通过这个故事,写出他这代人对父母及家国故土的一种感情困扰。在小说中,施林克写道:“我们这些第二代(战争第二代),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我在问自己,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应该这样吗?”有评论认为,这种复杂的情感,倾吐出了作者“重新审视历史”的心声。

  全新人文时代,儿童视角别有深意的构思及传达的意义值得我们一再品味

  经历了“反思浪潮”后,新旧世纪交替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大多来自影像或书籍。这个时期的反战题材在商业电影的夹缝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美丽人生》和《钢琴家》了。对于《美丽人生》,很多人在看后的第一反应是心碎。确实,不少人没料到这个名字听上去很美好的片子,说的是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意大利喜剧片导演罗贝托·贝尼尼用了一种轻松的调子来表现战争中的父爱,它和《虎口脱险》的喜剧色彩截然不同,是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喜剧。这里头包含着导演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对这些受苦难者的关怀。而今年上映的一部新片,因为与之相似的儿童视角与喜剧色彩,被人拿来与《美丽人生》作比较。这部电影就是年初获得了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在豆瓣也保持了8.4的高分的新片《乔乔的异想世界》。

  《乔乔的异想世界》由塔伊加·维迪提导演,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二战尾声,一名年仅10岁的小纳粹狂热分子乔乔如何与母亲在家中藏的一名犹太女孩相处,并逐渐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在《美丽人生》里,我们看到在集中营里的父亲为孩子营造一个“童话世界”;在《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里,我们看到德军将领的孩子与集中营的男孩成了朋友,却不幸被当成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悲剧。这些故事以孩子的天真善良作为战争的遮羞布,让我们透过孩子单纯的眼睛去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脆弱的童话摇摇欲坠。

  而《乔乔的异想世界》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未将孩子以纯粹的局外人置于战争外。《美丽人生》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里的孩子对战争是全无了解的,他们是至纯至真的小孩。而《乔乔的异想世界》让乔乔参与其中,甚至赋予了他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身份。在训练营中,这些年幼的孩子被灌输的是“犹太人是长犄角的怪物”“看见犹太人要举报”。乔乔和当时所有的德国孩子一样崇拜希特勒,为体现这点,电影设计了一个讨巧的方式:让乔乔脑袋中假想的希特勒常常跳出来和他对话。一天,楼上传出的奇异声响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在一堵墙后,乔乔发现了一个女孩。让他更吃惊的是:她是犹太人,但头上并没长犄角且非常聪明,这让乔乔的内心第一次产生了怀疑。电影整个围绕着乔乔逐渐转变的纳粹意识展开。在与犹太女孩爱莎的接触中,乔乔从最开始对她充满敌意逐渐开始对犹太民族充满好奇,甚至对爱莎产生了好感。爱莎也渐渐卸下偏见说:“乔乔,你不过是穿着纳粹制服的10岁男孩。”盖世太保突然上门,将整部电影推向一个小高潮。乔乔发现自己竟然违背组织掩护了爱莎。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素昧平生的犹太女孩已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少的挚友。

  电影通过一个孩子深入地挖掘了德意志培养追随者的荒谬机制,他们妖魔化犹太人的形象,划分犹太人与德国人的界线。然而,在孩子们毫无戒备心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连孩子都能不经意地认知到的平等,与纳粹妖魔化的方法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帝国的强权摧毁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而尚未被世俗污染的孩子则保有着一颗赤诚之心。

  爱莎的出现让乔乔改掉了偏见,但乔乔身边还有位了不起的女性,就是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妈妈罗西。这位了不起的母亲,一直在潜移默化中教乔乔如何去感受爱、信任与自由。当乔乔把他在训练营里学到的东西如数家珍,说出“金属、炸药、肌肉,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时,妈妈却说:“爱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可令人难过的是,没多久身为抵抗组织成员的罗西被吊死在街头。正是因为妈妈的死,让乔乔心中的希特勒形象彻底崩塌,他擦干眼泪为妈妈系上了鞋带。这一次,当幻想中的希特勒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乔乔一脚将他踹出窗外,也亲自粉碎了自己过往不成熟的信仰……

  从某种程度上,乔乔的母亲和《美丽人生》中的父亲很相似,都是用乐观积极的态度来帮助孩子抵御惨淡人生的勇者。战争是残酷的,但一个人的精神可以成为黎明前最有力的支撑。在《美丽人生》中,那个身材矮小的父亲即使在走向死亡时也昂首阔步,因为他心中有希望,有信念,就像乔乔的母亲说过,“自由的人才跳舞”。这样的电影,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能引发共鸣,因为让每一个孩子少受战争创伤,有朝一日在阳光下自由起舞,是所有人共同的向往。同样的,儿童视角从来不意味着幼稚浅白,这些电影别有深意的构思及传达的意义值得我们一再细细品味。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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