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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为之开,为之甜,为之酸 谈滑稽戏《弄堂里向》
2020年10月26日 10:57

  弄堂里向、弄堂里向。像我这般年纪的人,有几个不曾住在弄堂里向,有几个不曾头也不回地走出弄堂里向,又有几个五味杂陈地回到弄堂里向?

  上海滑稽剧团的新戏《弄堂里向》9月26日在美琪大戏院首演。仅这个剧名,就可以让无数中老年上海人为之心动、为之情牵了。

  《弄堂里向》戏剧结构普通。剧情时间跨度大,从1982年至今近四十年;地点广度小,是一条叫作“永乐里”的老弄堂,几幢石库门,几户平民家,嬉笑怒骂相闻,柴米油盐相关。伴着时间的推移,弄堂居民的生活发生改变,从“四喇叭”“喇叭裤”“万宝路”,到“可可可乐”“巴拉巴拉”,再到“认购证”“商品房”……由慢而快,由松趋紧。剧中的丁国庆、徐国庆、梁方芳三个小人物,从二十多岁到花甲之年的命运及情感纠葛,映现出近四十年来上海人的形象、行为乃至精气神——概言之,老弄堂、小人物的大时代。

  《弄堂里向》的主创,无论少长男女,均为像我这样曾住在弄堂里向的上海人。因此,从剧本的语气到演员的语气,气息贯通,活灵活现。滑稽戏的笑料最是要紧,要紧之处在于气息贯通,方能活灵活现——随戏剧矛盾展开,按生活细节展开,表里紧贴,略无生造之嫌和硬噱之气。其中的“数红包”一段,巧妙地借用了姚周《吃酒水》的桥段,只用两分钟便揭示了改革开放最初,人们手头的拮据和送礼的尴尬,又在底蕴上显示出滑稽戏与独脚戏的历史共生关系。又如“避雨过夜”一场,极尽戏谑地表现上海人居住条件的恶劣,又不露痕迹地反映了当年城市公用事业的问题。城市建设的痛点与人物的窘迫笑点融为一体,经过艺术化处理产生了“含泪的笑”。这段场景,相信没有相同或相似生活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演不像样的。《弄堂里向》似此桥段较多,观众心为之开的同时,而又心为之酸、为之甜、为之辣、为之苦,从而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变产生更深的感触,对美好的获得产生更多的珍惜——这就是戏剧的教育作用所在。

  滑稽戏虽然重在娱乐,笑料多多益善,但若不能从真实感受出发,则不能令人动情,遂不能令人受教。作为上海滑稽剧团为庆祝建团70周年推出的力作,《弄堂里向》从编导演到舞美灯、服化道,均注入了极大的心力,旨在继承“上滑”及前身“蜜蜂”的立团之道,即来自生活、反映民生、针砭时弊、弘扬美善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继承了姚周辈及“双字辈”自然、多变的“为观众酿蜜”的艺术风格。钱程、小翁双杰的表演专注而又松弛,拿捏人物准确又有较大弹性,蓄噱、放噱夸张而又流畅自然。

  我还想起三年前同样是“上滑”推出的一部《皇帝勿急急太监》。该剧的主创班子几乎与《弄堂里向》相同,且在创作理念和演绎风格上保持了一贯性——一是着重“小人物”的世俗性,不随意贬低也不刻意拔高,令人物的善恶随剧情的发展自隐自显;二是着重生活的质地感,不完全照搬也不完全虚构,使艺术的提炼由演员的表演时起时伏;三是着重人和事的心理逻辑,不自我矫揉也不搔人痒处,使闹剧的笑料跟人物的性格和事件的发展随生随发,在戏谑喜感的肌理中渗透着真情实感。与《弄堂里向》比,《皇帝勿急急太监》的人物和情节设置都稍嫌过火,而“什锦戏”又过于“干净”、演唱过于“正宗”,难以成为全剧的有机成分。反观《弄堂里向》,不但在人物和情节上更自然可信,且在“什锦戏”上下足了功夫,特别是将沪剧唱腔与苏浙沪各路民间小调调和起来,变化多端,首尾呼应,既发挥了男主演的演唱才华,又以“杂糅”“变调”同时为“滑稽”和“戏”服务,从而实现了唱词戏谑化、唱腔夸张化、表演对口化的“去原味”任务,产生了滑稽戏审美中比较少有的“熟悉陌生感”或“陌生熟悉感”。

  众所周知,表现小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是滑稽戏的生命之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滑稽戏表现小人物的立场和角度各有不同。我以为,包括滑稽戏在内的当代戏剧,在如何对待所塑造的人物方面,采取何种立场和哪种角度是非常要紧的。也许有一句戏谚,在无意中道出了当代滑稽戏的方向:“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难题,都将成为属于个人的闹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在同时,个性的张扬度和选择的多样化所致的“幸福的烦恼”也越来越多,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层化所致的“无解的难题”更大大增加,需要包括滑稽戏在内的戏剧人善加观察、挖掘、提炼和表现。唯有触碰了上述难题,滑稽戏才能令观众在对人物发出笑声的同时,对这些同样曾缠绕、正缠绕自己的这些难题印象深刻,对身边其他人所处的这些难题印象深刻,对滑稽戏的滑稽和意义同样印象深刻,在笑声中与剧中人物达成一种彼此平等、理解、同情甚至尊敬的状态,最终心平气和地走出剧场大门。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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